杨树成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年末，杨树成和他的十几名好同学先到学校提交了去陕北延安地区插队落户的申请，然后携带学校开具的证明，去辖区派出所注销了北京市城市居民户口，领取了插队落户的购置费，他们每人花了二十块钱，买了一个装衣物的木箱子（当时购买木箱也要凭票购买），等准备好了一应生活用品，也就到了1969年的2月中旬。
眼看着就到了春节，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北京过个年再去陕北插队，在一位学生家长的周旋下，杨树成他们在北京过完了春节，到了正月十六，才离开了北京，开始了到陕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艰苦生活。
1969年3月8日上午，杨树成他们在公社驻地吃罢午饭，跟在拉行李的毛驴车后面，步行十里路，来到了陕北延安地区的王家峪大队，他们九名男知青和五名女知青被分派在王家峪后队（第二生产小队）插队落户，后队的队长叫王延河，当年三十八岁，是他亲自带领社员到公社把杨树成他们接回村子的。
杨树成他们居住的两孔窑洞很破旧，有一孔窑洞的门窗破烂不堪，连个生灵都挡不住，为了挡风防寒，门口挂了一个草帘子（用谷草、秫秸和麻绳编成的）。窑里更不像个样子，开裂的窑顶用树枝支撑着，墙壁上黑乎乎的，说不出是什么颜色。两个灶台都是新砌的，灶上的大锅也是新买的。两铺土炕都挺大，一铺土炕睡八九个人没有问题。这一所被村里人弃置的院落，就成了王家峪后队的北京知青点。
第一顿晚饭就是在知青点吃的，是王队长的婆姨和一位年轻女子帮忙做的饭。晚饭很简单，一人一碗菜汤，主食是玉米面团子，没有炖菜，只有咸菜和辣酱。王家峪大队的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很差，农闲季节，社员们每家都是一天两顿饭，早上吃干，晚饭喝稀，有的家还要吃糠团子和菜团子充饥，有限的粮食要留到农忙季节吃，因为农忙时节劳动强度大，要吃净面（纯面粉）干粮，还要一日三餐。不然的话，就没有力气干农活。
知青们安顿下来，王队长就暂时安排他婆姨和那个叫麦灵的年轻女子帮教知青们烧火做饭，指导知青们的生活，把陕北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民情都告诉知青们。
那个叫麦灵的女子姓刘，叫刘麦灵，读过三年书，是大队书记刘建明弟弟家的二女子。刘麦灵当年十六岁，个头高挑，长得漂亮，还会唱信天游，嗓音就像百灵鸟一样清脆悦耳。看着美若仙女的刘麦灵，杨树成他们男生都私下议论：陕北这么个穷山沟，咋会有这么漂亮的女生？就连那五名女知青也自愧弗如，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和陕北山沟里的女子相比，竟然逊色了不少。
经过几天的接触，刘麦灵渐渐和知青们熟悉起来，她最先打交道的是杨树成，因为杨树成是知青点的小组长，有什么事情，刘麦灵要和杨树成商量。看刘麦灵今天从家里为知青们拿来了酸菜，明天给知青们拿来了咸菜，后天又给知青们拿来了辣酱，知青们都很感动，特别是杨树成，他代表全体知青，多次向刘麦灵说过感谢的话。
那天杨树成在看一本画报，刘麦灵站在杨树成旁边，眼睛也盯着画报看。做好晚饭，刘麦灵要回家时，杨树成把那本画报递给刘麦灵说：“拿回家看吧，要是喜欢看书，我这还有好多。”
自那以后，刘麦灵还真跟杨树成借过两次书，可刘麦灵就三年级的学问，她不认识的字太多了，书中内容只能大概知道一点，想跟杨树成问，又觉得不好意思。没几天，刘麦灵就把借的书还给了杨树成，杨树成笑着问她：“这么快就看完了？”刘麦灵红着脸说：“哦没多少学问，书中好多字不认识，也看不懂意思。”
通过交谈，杨树成才知道刘麦灵只有三年级的文化，认识的字有限，书中的内容连个大概意思都看不懂。看刘麦灵有强烈的学习欲望，杨树成就笑着说：“我的文化程度也不高，你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意思就来问我，我若也不认识，咱就查字典和词典，共同探讨。”
一个月后，一年一度的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了，王队长的婆姨和刘麦灵都到队里参加劳动了，知青们也都学会了做饭，也就不需要刘麦灵她们帮教做饭了。劳动间歇时间，刘麦灵就去找杨树成让他教她学习，她还弄了个小本本装在衣兜里，随时把新学会的字词记下来，生怕忘记了。在刘麦灵的影响下，有好几个年轻社员都跟着知青们学习识字，学习写字。就连王队长，都让杨树成教会了他写自己的名字。
看好多人都愿意学习识字，在不耽误生产劳动的前提下，杨树成他们只要有时间，就主动教大家学习。到了冬季农闲时节，杨树成干脆办了一个扫盲识字班，上至五六十岁的老汉大妈，下到七八岁的娃娃，都来学习识字。后来杨树成恳求老木匠王大伯，用打家具剩的下脚料做了十几个方形的木盘，里面装上沙土，抹平了可以在上面写字，当时大家都将这个木盘叫沙盘，是杨树成的发明创造，可反复使用。
1972年春天，知青们刚搬进大队新成立的知青点（上级为知青们下拨建房款，大队为知青们新打了窑洞），公社突然要求王家峪大队抽调一名有文化的后生去县里学习拖拉机驾驶技术，当时村里有文化的年轻后生寥若晨星，所谓的有文化也就只读过几年书，全村就有一名初中毕业生，还在小学当了民办教师。大队书记说在知青中抽调一人去学习，可社员们都担心北京来的知青早晚要离开王家峪，说学了也是白学。
最后，大队书记召集北京知青开会商讨这个问题，大队书记说：“开拖拉机可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哪位知青能够扎根咱王家峪，哦就派他去县里学习。”结果，只有杨树成一人举手表决，他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愿意扎根王家峪一辈子。杨树成还写了承诺书，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就这样，王家峪大队的拖拉机手人选就落实了。
没几天，上级又要求王家峪大队派一名有文化的年轻人去县里参加农村医务人员培训（村医），这个事情大队书记没召集大家商量，他自作主张，让他侄女刘麦灵去了县里，参加了农村医疗人员培训班。
王家峪大队离县城十八里路，当时王家峪到县城没有客车，步行要一个多小时。拖拉机驾驶员和村医培训时间都是一个月的时间，杨树成和刘麦灵他俩每天一早结伴去县城，下午学习结束后再一起结伴回王家峪，午饭在县里吃。
经过二十几天的朝夕相处，刘麦灵对杨树成产生了强烈的好感，杨树成也发自内心喜欢这个淳朴善良又漂亮的陕北女子，只是两个人都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感情，但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的那份温情。
拖拉机驾驶员培训比村医（赤脚医生）培训提前结束了三天，刘麦灵自己去县城参加培训的那最后三天，天快黑的时候，杨树成就去迎接刘麦灵。王家峪到县城要经过一道拐沟，就算白天一个人经过那里，也有一种瘆人的感觉，何况到了傍晚。杨树成有感触，所以他担心刘麦灵一个人在傍晚不敢走那段路。因为这，刘麦灵很感动，培训结束那天傍晚快到村口时，刘麦灵猛然拉住了杨树成的手，问杨树成：“树成哥，你真的能在咱王家峪生活一辈子？”
那天晚上，杨树成失眠了，他虽然在大队书记面前表明了决心，也跟刘麦灵说自己一辈子也不会离开王家峪的，可他心里一直就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他写承诺书当了拖拉机驾驶员，一起插队落户的知青们都说他这是感情用事，万一哪天返城的机会来了，杨树成一准会后悔。在县城参加培训的那段时间，听了城里人对下乡的看法和对农村生活条件的评价，杨树成心里真的是乱成了一锅粥，城乡的差别他比别人更清楚。
就这样，杨树成一边享受着和刘麦灵恋爱的美好，一边为将来担心，因为一起来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已经有人通过当兵入伍或招干离开了王家峪大队，杨树成既盼望着离开王家峪的这一天，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他的心里既纠结又矛盾。那年回北京探亲过年，杨树成说起了自己当上拖拉机手的经过，他妈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这个糊涂虫，既然你不怕吃苦，就在那扎根一辈子吧。”
1974年秋天，王家峪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十几名北京知青都不想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都想通过去上大学能够离开王家峪。最后经过社员们推荐，大队书记一锤定音，一名叫王凯的男知青成了王家峪大队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他离开王家峪大队时，杨树成笑着祝贺他：“王凯，你真好运气，第一个圆了大学梦。”“树成，咱们知青点你是最幸运的，一个绝世大美人谁都看不上，单单看上了你，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老话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你得了美人，我圆了大学梦，咱们各有所得，你的运气并不比我差。”王凯虽然像是在开玩笑，其实他说的是真心话。王凯早就当着众知青的面说过，他说刘麦灵要是嫁给他做婆姨，他保证一辈子不离开王家峪大队。
可别管怎样说，杨树成心里并不舒服，王凯上大学走了，杨树成心里失落难受了好久。秋收结束后不久，县里来招工，又有两名知青离开了王家峪大队，杨树成心里又失落了一阵子。刘麦灵看出了杨树成的心思，就问他：“树成哥，你是不是为当初写下的承诺书后悔了？你是不是也想离开咱王家峪呀？咱队里的社员可都知道咱俩相好哩，你不会……”刘麦灵担心什么，杨树成心里明白，他苦笑着摇摇头说：“不会。”
到了1977年秋天，在王家峪后队插队落户的十四名北京知青还剩下五个人（三男两女），那时王家峪大队还没有拖拉机，杨树成这个拖拉机手只是徒有虚名，学习结束后，他再也没摸过拖拉机。快年末的时候，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王家峪，知青们的心里就像黑暗的角落透进一缕阳光，眼前一亮，大家低落的情绪陡然高涨。虽然大家没能赶上当年的高考，可大家对明年的高考充满了期待和希望。
看知青们空闲时间都捧起了书本，大队书记问杨树成：“树成，你们这是都要考大学呀？你要是考上大学走了，以后咱大队买了拖拉机谁来开呀？你不说要在咱这扎根一辈子呀？你和麦灵的事情也该有个结果了，麦灵爸妈可着急呀。”刘支书话里的意思杨树成自然明白，刘麦灵也多次说过她爸她妈都催着她快点嫁人，在王家峪，像刘麦灵这个年龄的女子，早就是后生的婆姨娃娃的妈了。
可上大学是杨树成最大的梦想，他非常渴望走进大学的校门成为一名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他可以和刘麦灵结婚，但他不想放弃自己的梦想。
知道了杨树成的真实想法，刘支书苦笑着摇摇头说：“啊呀，麦灵多好个娃娃，当初哦就不该同意你俩处对象，你要走了，麦灵以后咋活人呀。”“刘书记，这个你放心，就算我考上了大学，也要和麦灵结婚，我绝对不会伤害她的。”杨树成拍着胸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刘支书又摇了摇头，说：“树成啊，当初让你当拖拉机驾驶员，你都写下了承诺书，说扎根咱王家峪一辈子。现在空口说和麦灵结婚，哦（我）怕你到时再变卦。”
第二年初夏（1978年5月18日，阴历的四月十二，那一天杨树成至今难忘），刘麦灵嫁给了在公社供销社工作的一名后生，那个后生是公社副书记家的二小子，正式工作，端的是公家饭碗，人长得也不赖，是刘支书做的媒。刘麦灵出嫁那天，杨树成像刀子剜心一样难受，他一天没吃一口东西。
那年7月份，杨树成他们五名北京知青都参加了高考，两名知青金榜题名，其中就有杨树成。大学毕业后，杨树成回到了北京，在环境卫生管理处做了一名治污工程师，后来调到河道管理部门工作。
去年的国庆节前夕，杨树成和六名当年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他们七人为王家峪捐赠了七万块钱，用于村路亮化（安装太阳能路灯和监控设备），还去乡敬老院看望了几位老人。就在杨树成他们准备返回北京时，刘麦灵和她的女儿驾车从延安赶了回来，热情款待了杨树成他们。说起当年插队的往事，杨树成一脸的难为情。刘麦灵却笑着说：“树成哥当年为了大学梦想，他虽然背叛了扎根王家峪当一辈子拖拉机手的诺言，但他没背叛哦（我）俩的爱情，是哦选择了放弃。”刘麦灵一句话替杨树成解了围，大家相聚非常愉快。
时隔这么多年，每当想起自己为了大学梦想背叛诺言的往事，杨树成心里就难受，他总觉得对不起淳朴善良的刘麦灵，他心里对她也有很多不舍和留恋。幸亏刘麦灵生活得很幸福，不然他会内疚一辈子。
目前，杨树成还和刘麦灵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就像兄妹一样，谁也没有记恨谁。杨树成还邀请了刘麦灵一家到北京游玩，刘麦灵说，今年的国庆节，她夫妇俩和女儿一家一定来北京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