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学者：怎一个“改”字了得

　　按：2011年11月6日，为学习和交流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成都部分学者和网友进行了座谈。座谈由巫峡主持，参加座谈的有：赵磊、胡德全、柳成湘、巫峡、张建华、田锋、李节、陈灿平、徐波、王晓东、程克寒、鲁保林、易淼、肖斌、张朗朗、梁晓敏、邹坤秘、刘雪松。以下是座谈纪要。

　　各位老师、各位网友，下午好！今天我们聚在一起学习讨论10月18日通过的《中央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把文化问题提到如此重要的战略高度，虽然有点迟，但无疑是很正确的。反观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淡化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社会道德水平出现倒退，黄赌毒泛滥成灾，以至于广东一小女孩被汽车碾压二次，有10余人经过，竟无人过问的震惊中外之惨剧。这种事情已经突破人类的道德底线，是人类的耻辱！为何会这样？是不是说经济搞上去就万事大吉了？希望各位老师结合实际，各抒己见。

　　我谈三点体会。第一点体会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道德问题，我们说现在社会的良心坏了，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个判断，说现在社会的道德水平很不错。比如最近《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意思说我们别只盯着这些事情，我们的社会风气还是很好的。我想，说现在的整个社会“良心大大的好”，恐怕只是少数人的观点。总而言之，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七届六中全会出台这样的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个决议看见了问题所在，至少是在破题。

　　第二点体会是，虽然六中全会出台了《决定》，想推动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但是以我的陋见，这个《决定》并没有拿出一个大家都觉得很好的处理方法。为何会这样呢？因为对于社会“良心为什么坏了”的判断，现在分歧不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开出的药方也就不一样了。我归纳一下，大概有以下几个认识：

　　第一种认识，说思想把人心搞坏了。文革破四旧、49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早一点的打倒孔家店。这个帐往前算，是和马克思有关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祖师爷，所以祸根还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这些人以为，只有打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拯救人心。现在有人歪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唯物质享乐主义”，就是讲吃、讲喝、讲享乐，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源头，把人心搞坏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肤浅到这个地步，真是无知得可以。

　　第二种认识，说是因为市场经济还不够彻底。最近张维迎在南方周末写了篇文章，说的是“市场制度最道德”，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道德可言。也就是说，现在中国人的良心坏了是因为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到位，所以，只有把市场化的改革进行到底才能拯救人心。

　　第三种认识，说是没有搞普世价值，所以人心坏了。比如社科院的冯兴元在《财经》杂志上写文章，说是“改革要遵循天下模式”，这个天下模式就是普世价值，就是美国价值。他对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都不以为然，理由是你们都没有搞。啥意思？就是你没有搞多党制，还没有下台。

　　第四种认识，说现在人心坏了，是你搞市场经济忘记我们的老祖宗，解决的办法是“孔老墨加市场化”。最近成都树德中学，开了门新课叫做“走回2500年前”，就是老师和学生穿上古装，穿越时空向先贤求教问道。那些扮演小悦悦事件中冷漠的路人，在墨子的教化下，你们终于明白“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于是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了。

　　第五种认识，认为是丢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样的看法基本上被定位于“左”边的认识。左边的认识虽然遭到主流刊物和媒体的封杀，但在非主流的学术网站却有特别大的影响——比如《乌有之乡》，而且得到了民间人士和广大百姓的普遍认同。

　　第三点体会是，认识不一样，开出的药方也就不同。哪种药方有效，我这里就不详细展开。我这里提四个问题，与大家一起思考：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打倒马克思主义思想就能拯救人心？问题是，现在的人心坏了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边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第二个问题，是不是贯彻普世价值就能拯救人心？问题是，普世价值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一个笑线%的人为何需要占领华尔街？不就是1%的精英的“良心太坏了”，太贪婪了，弄出了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吗？普世价值连自己的祖国都没hold住，还来拯救别人？第三个问题，是不是退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社会就能拯救人心？问题是你能退回去么？第四个问题，是不是“孔老墨加市场化”就能搞定人心？我看主流就有点这个意思，虽然这个《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但语焉不详。问题是，你把拯救人心的寄希望在开几个孔子学院、整几个老子学习班上，那么请问，在一个“雇佣劳动万岁”的社会，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一个“资本是老大，劳动是孙子”的社会，“孔老墨”连一个范跑跑都对付不了，还拿什么去拯救人心？

　　我看了六中全会的报告，首先有一个担心，是不是要对文化领域大搞市场化了？我们经历了一次次的市场化，每次都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些什么后果？对这份《决定》如何理解，我是有些担心的。毛主席那时候也搞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在解放之后随着经济的走向正轨，文化需要跟进。但是弄了一段时间，主席不满意，因为推出的都是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们的舞台没有了工农兵，这是要有阶级立场在里面的。当时我们还没什么普世价值之类的，可是宣传的东西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但是历史谁创造的呢？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不去表现劳动者不去表现无产阶级，这就是有问题的。

　　赵老师提得几个问题，是很尖锐的。关于文化的问题已提出来了，但是如何解题？是不是有人觉得市场化终于到来了，轮到这些人开始赚钱了？说到良心，说到全社会的思想认识，我觉得离开了思想，是没法弄好的。在全社会思想道德方面，历史上有哪个时代能比得上毛主席时代？那时候我们都是相亲相爱，之间相互帮助。大家劲往一处使，全社会的人都凝聚成一个人，力量就大了。大家非常团结，干群是团结的，知识分子和劳动者是团结的。现在社会上稀奇古怪的事情，是不可能在那个时代发生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尽快回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路线上去，这就是我们文化的出路。

　　刚才听到赵老师提到张维迎的话，说“市场经济的道德才是真的”。我说这是恰恰相反。我说一点实际的例子，现在走进书画市场，什么都是假的，没什么是真的。

　　前段时间央视报告过的，一副徐悲鸿的画，画的是徐悲鸿的妻子的裸体画，7000多万，假的！这个画的成本也就是千把元。而且，最后打官司没打赢。还有一张吴冠中的画，金色的池塘，是假的！是澳门的一个画家制的假，价值也就万把块，卖了255万，打官司还是败诉。拍卖法本身就在维护制假，买家买了假画没有人胜诉过。

　　张维迎说“市场经济是讲道德的”，你走进市场看看，是否很道德的呢？只有经历了才知道丑陋的一面。市场经济就是挣钱，只要挣得到钱，只要钱能进包包里，不管黑的白的，都行。所以，我就纳闷，这个张维迎怎么倒着说话，拐棍倒着拄呢？

　　再如书画电子商务交易，如果不讲良心道德，个个都要被骗。比如一张画在网上挂着，到底是现货还是现款都没法解决。在钱面前，朋友都能骗。我的一个朋友就骗另一个朋友，其中的一个有一副已故名家画作，但是作画时没有印章，只是用笔画了一个章上去。怎么办呢？我这个朋友就把这个章抠下来，然后拿一万块人民币去找那个名家的儿子盖一个章，因为那位名家死后，章留在名家儿子那里。然后在重新裱上去，卖了高价。所以，人在市场上，已经不讲什么道德了。

　　刚才赵老师题的四个问题，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中央提出文化体制发展和繁荣，说明中央已经意识到了道德滑坡的问题。但是正如赵老师说的，这个六中全会只是破了题，而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但这何尝不是中央的一次投石问路呢？因为都会来解读它。

　　另外，市场经济只会加快两极分化，加深社会矛盾，从而使得人际关系更为冷漠。金钱是良心最大的腐蚀剂。人只要钻进了金钱里，他的良心就要变坏，这是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的。而回到孔老墨时代的说法，我想提个问题，既然那个时代这么好，为什么还在那时候不断爆发农民起义，不断地改朝换代呢？而且还把中国带到了战争、八国联军、丧权辱国的阶段呢？所以说，靠孔老二，靠市场经济，救不到中国的良心。

　　中国最有良心的时代恰恰就是时代，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正是当时生产资料是大家的，大家都能抛去私心杂念来投身社会主义事业。记得那时候我们学过一篇课文，叫做“为了61个阶级弟兄”，中央尽全力来救他们的生命。而也是那个时代才出现了雷锋、欧阳海、刘英俊这些英雄人物，改革30年出现没有？我们出现的都是令人寒心的事情。这说明，只有毛主席时代人民才能无私忘我，心灵得到净化。而的说法是非常幼稚的。

　　30年来，我们的年轻人受到了什么文化的影响？马克思已经被边缘化，年轻人在市场经济引导下，钻进了钱眼，不顾社会公德。条件好的就享受，疯狂娱乐；条件差的拼命的加班为了较好地生存。美国的普世价值就是最好的吗？可是自己都后院起火了。正如赵老师所说，1%的精英良心太坏了，太贪婪，使得99%的人陷入了困境。所以美国的普世价值是具有欺骗性的，是来忽悠老百姓的。我们该把握机会，要点醒年轻人，并且不遗余力地揭露资本主义文化的虚伪性。

　　文化体现的是思想，要建设思想强国，只有靠思想。五十年代我们刚刚建国，就敢于和西方列强和所谓的联合国军对抗，这就是在思想的指引下做到的。反过来讲，小时候我们就听长辈说，金钱是万恶之源。通过这30年的经历，我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大家都朝钱看，所以很多没有道德的事情就出来了，什么三鹿奶粉之类。

　　前段时间一个老师跟我争论，说现在还是有良心的。我说有什么良心呢？这个社会连婴儿都敢整，还有什么良心呢？为了钱什么都不管了。有个律师网友跟我说，小悦悦之类的事件已经不是良心的问题，她说她是一个很优秀的律师，但是遇到小悦悦的事情，她都不可能去救，因为法律会让你负责。她说她只能退回去，在车里面打电话来请求救援，所以这还是一个法制问题了。所以，孔老墨请来也没用，这个社会和法律都逼得人不得做不道德的事情。

　　关于文化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现在提倡的普世价值，包括中国的孔孟思想，都是一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儒佛道文化中，儒家讲“仁”，佛教讲“神”，道家讲“自然”。说穿了，在某一些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忽悠。为啥说他们是忽悠呢？由儒佛道的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文化意识形态，它们本身就存在于阶级或者说士大夫里面，这是肯定了的东西。这三个价值观的决定跟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是同一个腔调。跟老倪说的一样，如果真的像中国五千年那么优秀的文化，比如道家讲的回不回归自然，战国那么多战争都是道家思想指导的，它不是为了老百姓而去推翻某一个政权，而是为诸侯分封制服务的，真正的普世观应该是普遍阶级适用的。

　　另外一点，文化本身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精神层面的东西要搞成市场化，让它涉及到经济价值和竞争，这就会有问题。像蒋老师说的一样，一幅假画被卖到很高的价格，是因为在市场化运作下有人操纵，本身市场化就由经济获利来决定，对艺术价值的提升不起作用，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对其价格炒作空间的提升。我觉得文化体制建设不能简单采用市场化，这样会搞得道德更没底线。

　　文化本身就带有阶级性，是为特定阶级服务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核心宗旨就是文艺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文艺代表时代前沿，代表精神风貌。所以抗战时期出现很多人民英雄，实际上这种人民英雄代表着民族的凝聚力，要光靠几千年的文化来统一老百姓的思想，只是某一方面，而不能全面地很客观地代表人民的精神风貌。一个人的思想和精神风貌有个正确的导向，人才能遏制自己的私心杂念，才能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事情。文化建设，不敢提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本质上是想遮遮掩掩。

　　文化属于精神上层建筑，所以文化的发展和生成受制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我感觉到，这个《决定》其实就是对社会多元经济基础和目前生产力水平的反映，所以内容显得很庞杂，表面看来是什么都说了，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这让我引起了一个联想，就是我们现代历史上有两次比较大的文化繁荣。

　　一个是里面提到的一句话“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还加了几个字“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的，非常简明扼要。“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就有赵树理等一批文艺家，文化作品包括绘画、音乐等出现了一片繁荣。

　　另一个是，在这之前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大家都比较了解了。所以，《决定》是不是能起到类似历史上这么大的作用，消极也好积极也好，我个人不是很看好，这还需要观察。在这个前提下，文化产业化市场化会不会导致新一轮的拜金主义。其实在《决定》出来之前，就有过很叫好的作品，比如《潜伏》、《让子弹飞》。

　　从历史经验来看，很多伟大的音乐、文学等文化作品，并不是一个文件决定的，比如黑格尔、贝多芬等，是一个圣旨下去就能产生吗？像《红楼梦》这种也不是一个命令下去就能出现的，它们都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矛盾聚集在某一位伟人身上然后反映出来。所以对文件本身是否能有非常大的积极或者消极作用，本人并不看好。

　　六中全会提出要全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给我的感觉是，这些文化缺少一些核心的东西。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东西是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个人主义是其核心价值观。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现在有没有核心的东西？说起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一个概念的东西。老百姓包括80后、90后搞不清楚社会主义文化是个啥东西，核心价值观也搞不清楚。这个文化的复兴和繁荣必定跟核心价值观有关联，连核心价值观都不知道是啥东西就谈文化发展，这是令人困惑的。

　　我觉得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最核心的东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解决的话，文化想要繁荣和发展，绝大多数都是走形式。这次的《决定》好像是中央在给人民出填空题，文化前面有个空，你是什么人就填什么进去，比如资产阶级就填“资产阶级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无产阶级就填“无产阶级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所以说，是给我们出了填空题。

　　现在中央提出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填空题，那不是处理问题的方式，包括以前讲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怎样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个填空题，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填。我们要从我们的角度和立场来阐释文化和发展文化，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资产阶级角度）也需要阐释和全力发展他们的文化，这只能说走着瞧，就看谁能做得好，能争取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理解，能在人民中间取得市场，那么未来中国的文化就是它。

　　20多年以前，我偶尔在路边跟一个摆地摊的小贩聊天。这个小贩，就是每个月要自己去广州进货的那种人，女的，当时30多岁。她跟我谈到去广州进货时的一段经历。在火车上，她对面坐一个香港商人，两人聊得不错。但下火车的时候，这个商人带的一个皮包丢失了。这个女的就被乘警带去问话，折腾了一阵也没怎么样，把这个女的放了。这个女的辩白说，我咋晓得他包里有20万现金呢！就这么个事情。但她在跟我聊到这儿的时候，感叹了一句：“要我线万，可能我都给他提了！”

　　这个事情我一直记得，就是因为当时我心里就产生了这样的感叹：人真的越来越坏了！可现在回头想想原因呢，实际上还是跟我们的政策有关系的。这个小贩所以产生偷的念头，一是社会当时就提倡牺牲公平——说的“兼顾公平”，实际上就是不管公正不公正，“发展才是硬道理”。其次是社会底层的人生活上的压力增大，劳动者被暴露在无助当中，自然要产生这种应激心理，还有就是对社会上的人——尤其是富人——不信任和反感。我们想想，中国有几个富人是合法富起来的？

　　老百姓大多数不是理想主义者，通常都非常务实，都相信自身实际的生活感受和经验，老百姓的道德观念也是最容易受到生活影响的。当全社会的主流倾向于善的时候，老百姓里面就会出现热心学雷锋的人。尽管我们实际看到的不多，但过去绝对比现在多——现在是基本上没有，是负数，是坏人慢慢的变多。为什么呢？就是搞市场经济把人引诱、逼迫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上去了。现在的小商小贩里面，确实流氓习气泛滥，老百姓不会象张维迎、茅于轼那么会说话，把鼓动人人变坏说得文绉绉的，他们就直接做事，就坑蒙拐骗，因为不这样做，等着他们的后果就是自己被别人吃掉。这是私有制对道德最本质的影响！

　　清朝的时候，中国有一个海关关长，是德国人。据说他就没象中国官员那样搞腐败。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接触到的大量西方官僚个案，似乎都比较廉洁，但现在怎么样？西方官员腐败不一样随时见诸报端吗？为什么？因为“短板效应”，因为市场经济就是要人人为己，要人人自私自利。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道德下降。

　　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始终关注的是绝大多数劳动者，他的学说都是建立在那些头脑现实、注重实际的多数人基础上的，是为他们服务的。因此，我们要理解中国的道德和文化，就应该从身边的实际看起，看看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是怎样的，过去怎样、现在怎样，这样才能够从具体复杂的生活事实来理解我们的道德为什么滑坡。

　　有人喜欢鼓吹中国过去的传统，好象传统的儒释道才能代表中国，是这样吗？我们传统的儒、释、道都讲要人善，但事实上它能在私有制和小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做到吗？没有，它不可能作到。如果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那中国是很可悲的。在务实的老百姓看来，弱肉强食、无奸不商才是自己面对的社会真实。因此，中国的文化核心，一定不是儒、释、道，在这么多东西盛行或作为主流的时候，老百姓就没有什么公正待遇，他们甚至连字都不认识，谈什么文化！49年以前，中国能认字的人有多少？建国初，很多单位的领导都还是文盲。

　　有几年，学术界很热中辩论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我就觉得有点可笑。他们注重的文化，实际上仅仅是精英文化，少数人的文化，它不可能反映广大底层打工人的经验和信念，更不可能表达劳动者的理想，因此它仅仅是维持那种不正常的社会制度的文化，是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文化，是私有制的上层建筑。

　　我们信奉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起步建设，这个工程是巨大的，不是一天就能成功的。但在此前，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文化核心是什么。它不是私有制下面的精英主义文化和落后的民间传统文化。现在一讲本土文化，有人就强调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现在有些媒体也在热炒这个，概括起来说，就是中国文化就是中国的旧文化，就是儒家、就是佛教和道教的文化，这些封建落后时代的文化真的能代表中国吗？能代表什么样的中国人？它只能代表中国的少数人，少数剥削者阶级和精英阶层，不代表劳动人民。人类的最大差别不来自国家、民族，而来自阶级，在阶级社会里面，只有我们劳动者自己在不断创造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化、社会主义和的文化才代表我们自己。它不讲无原则的顺从，不要虚伪无用的高雅，它要的是人的可感知的合理的生活，它提倡的是对剥削压迫的反抗，对劳动创造的热爱和为未来的崇高奉献精神，它是劳动人民的文化。

　　这个文化曾经在时代出现过，是很多普通老百姓信奉和追求过的理想，是无数人身体力行过的事实。它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起来的新文化。只是后来它很快被旧文化的信奉者淹没了。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谈民族主义，这个是应该一分为二来看的。全世界一切劳动者的文化都是相通的，而当前各国的文化都有精英文化的痕迹，它的本质就是利于通过强调自己的民族独特性，来维护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其本质是维护私有制。对这个，我们要善于辨别，理性对待。

　　另外，我想说一下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正是因我们当前崇奉的精英主义文化带有很强的欺骗性，所以很多人才不相信，眼下这个文化体制改革除了给有钱人继续发财提供出版广播业投资市场、欺骗老百姓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意义。

　　我是这样看的，几年以前，我们网站不是也被屏蔽过吗？所以这一个文件出来以后，也可以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更宽松的空间，可以发展壮大的舆论阵地。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有最广大的群众基础，不愁没有人支持。第一视频发展就很好嘛。

　　我近来看到，还有不少视频电视台出现，市场之间的竞争的态势很快形成。有的电视台竟相找人做时评谈话节目，对发挥底层监督作用，肯定是好事。当然，我也看到一些低级的骂人节目，例如骂CCTV的某些主持人。我感觉这些骂也没什么道理，或许仅仅是投资领域一个必然的早期效应，甚至是娱乐界往视频延伸的前期一个过激反应，“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是规律嘛，要发展，乱一段时间是必然的。但这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公开合法地宣传正确的主张了。这个绝对是积极的，关键要看我们自己有没这个意识。

　　09年的时候我在“强国社区”，看到一个网友还是80后的女子，写了一篇对的评论，那篇文章写的很好，当时就把我吸引了。我看了之后跟帖才发现有个“乌有之乡网站”，点开就进去了，看了一些文章找到了共鸣，才发现原来自己并不孤独，就把它作为一个精神家园在里面学习，受益很大。

　　前天我在乌有之乡上看了孙锡良的文章，写得很好，标题是《文化建设必须抓住“五个紧密的联系”》，我来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下。五个紧密联系：第一个是文化建设必须与教育改革紧密联系，就是要增加中青年和青少年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第二个是文化建设必须与语言自信联系起来；第三个是文化建设必须与劳动群众联系起来，文化是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是社会实践的总结和升华，离开了群众的社会劳动，仅凭空想臆造出来的作品绝对是无源之水，时间久了就会发臭；第四个是文化建设必须与科技发展联系起来，必须利用国家的政策力量将中国文化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新文化深入发展，使其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组成部分；第五个是文化建设必须与阶级感情联系起来，不最大限度地考虑文化的阶级感情，不要说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国内都走不下去。

　　但是从现实来说，我觉得中国文化的问题出在官场文化的潜规则。干部管理条例订在墙上，从来没得到落实，什么买官卖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等，我们已见的很多了。在治理这种官场文化的潜规则方面，“重庆模式”为咱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主政后重庆干部实行“三进三同”，这密切了干群关系，“唱红打黑”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社会风气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说到“重庆模式”我想讲个身边的故事，我一个表弟他是重庆修路桥的包工头，这些年来已经发了不少财。他在喝酒的时候跟我争论，说不该“打黑除恶”，他认为城市经济建设离不开黑社会，当时我就很惊讶，怎么会有这种逻辑呢？后来他卷入经济纠纷，被黑社会打死了。现在想想，他那个逻辑是很可悲的。现在的社会风气没有一点是非观，让我觉得很揪心。中央发出的这个《决定》，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要用好这一个文件，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比如宣传舆论工作。如果中央和地方齐心合力去落实，我想几年内社会风气将会改变很多。

　　《决定》的内容很长，由于这几年社会道德败坏的现象层出不穷，中央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其实这个《决定》面向咱们13亿人，用大白话说出来就这么一段意思：思想文化问题很严重很重要。全国老百姓必须一起来改，怎么改呢？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改。怎么来深入呢？用市场的力量，文化产业化来把这个事做下去。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得注意，公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其实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赵老师说得对，《决定》是破题了的，已经提出了问题，至于对不对，全国老百姓自己看着办。这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那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共同富裕”， 三十年前大家只看到上半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今天的意思是“公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我估计实际上实施起来，大家只会看到后半句的“经济效益”。按照这一个思路，执行效果我是很怀疑。

　　另外一个大家说的文化建设，市场经济是逐利的东西，而马克思的东西是公字打头的，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比如“儒佛道”，不能说完全不好，我依旧很认同里面的某些东西。比如我们传统的“忠孝仁义善”，无论在任何一个时间里我觉得都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它们打不过市场经济模式？因为市场经济它是以短期利益为主，比如我挣钱了我第二天就能变成富豪，能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文化的东西是长期才能见收益。要想跟市场经济模式对抗就要用政府的力量去做，像毛主席那个年代打击右倾等。所以要建立起公字头的文化，必须依靠政府才能实现。

　　有些人说，政府不能干预市场，要建立小政府，我觉得比较扯淡，不要听他们那一套忽悠。我们有历史为鉴，首先就要打击像张维迎那一类的，我在北大住过两年，张维迎他讲的东西我听过不少。有些人就在质疑的精英分子，他们怎么会出现支持不讲良心不讲道德之类的现象，他们是不是纯学究派？其实那是对他们的误解，那些人活了大半生，他们什么事都见过，他们之所以那么认为，是那些东西本来就对他们有好处。他们之所如此主张，不是因为他们幼稚不懂，而是因为他们利益的关系。

　　刚才那位老师说我们年轻人，总想着大学毕业以后怎么去多赚钱、买房子、娶个好媳妇、怎么发家致富，我觉得不能都怪我们年轻人，你们上一代已经搞了市场经济三十年了，我们毕业后不跟着走，那不饿死吗？我们只可以跟着你们制定的规则走，不然要被社会淘汰！俗话说的好，我们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为我们80后正一下名哈，如果这个责任三七开的话，你们是七我们只占三。作为前辈的你们已经这么干了，我们不跟着干真的就要饿死。所以你们不能怨我们，因为我们只占三分。

　　明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70周年，毛主席在座谈会的讲话很经典，虽然那时候主要是针对的是文学、戏剧等创作，而现在文化的具体形式丰富些了。但是毛主席的讲话，我自己觉得，对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依然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首先谈的就是立场问题。文化工作者就应该在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很多文化工作者，或者所谓的“文化人”，坐在资本家那里，甚至有可能还坐到别国去了。

　　毛主席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态度问题。是歌颂还是暴露？这就涉及到是歌颂什么以及暴露什么了。几十年里，劳动者的劳动光荣，少了歌颂；资本家的致富史，就牛逼哄哄。去趟书店，你现在特别难找到一本歌颂劳模，歌颂英烈的书，而充斥书架的都是“某某说致富”，“某某总裁CEO的传纪”，报纸上也是。所以，现在大多数年轻一代都向往当老总，而不是当工人，都认为世界是福特、洛克菲勒、乔布斯这些资本家精英推动的，而不是劳动人民的贡献。

　　毛主席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工作对象的问题。毛主席问，文艺创作是为了谁？换到现在，就是文化事业为谁服务？现在中国的文化，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化，到底是为了谁？我们现在接触的文化，和当年旧上海的美女画报、十里洋场，王孙公子的言情故事，新鸳鸯蝴蝶派，还有媚洋文化、汉奸文学之类，相差不远。而我们曾经服务最广大老百姓的文艺立场，似乎在市场经济的调控和选择下，早已变了味。下基层找素材的文化工作者少了，在酒桌饭局上穿梭的文化工作者多了。而且，在经济效益的指引下，“阳春白雪”的文艺作品多，“小资情调”的作品多，但是能被底层老百姓化作精神粮食的少。所以，结合实际，老百姓聚在一起想找点精神生活，除了过去创作的大量优秀红歌能唱，又能唱什么呢？

　　毛主席谈的第四个问题，是学习问题。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学习社会。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懂得，“爱”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这样他们才能宣扬正确的爱。而当前我们的文化作品，看待人性以及爱都是抽象的，超阶级的。比如，宣扬儒家的仁爱，宣扬普世的爱等等。大家看当年就喜欢宣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说哪有什么阶级斗争啊，我们都是博爱的。结果呢？在重庆白公馆，一方面墙上印着“礼义廉耻”，一方面就是机枪铡刀老虎凳来对付革命者。所以，文化工作者不要把爱当作一个抽象的理念，这样只会使文化作品脱离现实，甚至与时代发展相背离。而只有学习社会，了解社会的结构和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刻体会爱的内容，也就是现实社会中具体的爱，才能拿出好作品。

　　我认为文化体制建设还得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原理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化的形成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当今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泛滥，这种私有制经济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制形成。

　　在全球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冲击下，我们的民间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遭到了腐蚀，在这个物欲横行的年代资本主义的拜金观念又抬头了，很多人把这些归结为市场经济改革的代价。相比我们以前的道德文化，如今确实出现了滑坡现象，说是代价也没错，但是这更是一个必然性的东西，因为不管是道德也好文化体制也好，这是与现实经济基础相适应了的，是随着经济基础在变化的，而不是一个偶然性的东西。

　　我觉得当前文化体制要改，必须改，但是怎么改？要朝着社会主义文化方向改，那就得改变决定其存在的必要的经济基础。否则，任市场化来推行文化体制改革，恐怕其最终走向资本主义文化体制方向是在所难免的了。

　　对于这个《决定》，我的态度是在正面、反面来回反复辗转了多次，现在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也许过不了多久我又会是一个反面的态度，还会辗转反复下去。可以说很纠结，但没有办法。

　　将这个《决定》拿来一看，看到《决定》中不断跳出的“体制改革”字样，又让人一忧。中国改革以来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出现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损害老百姓利益都与“体制改革”有关。一提“体制改革”必然是市场化、私有化这一招。市场化、私有化也许能达到产业化的目的，但对于文化建设能起促进作用还是破坏作用就不能确定了。一般而言，市场化与私有化必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追求利润就可能让文化走向庸俗。这让人忧心啊！

　　结合对《决定》说明，我们仍旧是应该相信，中央确实是认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是真的已经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这个概念，是未解决“经济发展以后要干什么”的问题，是真为了要进行文化建设，开始了推动新的一轮国家行动。现在的还是一个很有力量的组织，当它认真做一件事时，它是一定会有所成就的。从这点来说，是让人高兴的。

　　文化确实是源于思，存于史的东西。用官僚科层行政体系来进行建设会是一个什么结果？会不会最终只是将文化建设成为沙石砖头的堆积？成为新的一轮房地产项目，是以文化冠名的新一轮经济建设而已？中央一开会，地方立马行动。现在全国各省市均在一心一意打造各自的“文化航母”，已经表现出官僚体系的工作特征，以政绩为导向的建设，最后背离文化建设的规律和目标。这又让人担忧。

　　自己致细一想又觉得不对。《决定》是的一个政治方案，不可能对文化建设太具体。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全民参与的事情，《决定》只能起一个指导纲领作用。我们不应该看不到解除我们顾虑的内容就对它持负面态度。再者，为什么一定要求作为一个政治团体要对文化建设一步到位计划就作得尽善尽美？它有文化意识建设就很好。凭什么要作事，我们只是评头论足的？我们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者。我们批评中国士大夫口吐莲花，不能作实事，我们别步其后尘。《决定》提出了文化发展道路要遵循“五个坚持”的方针，这还是为整个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保障。

　　好在形势比人强，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欧共体的债务危机都显示着“普世价值”繁荣强大背后的危机，这个危机越来越清晰地在器物层体现出来，让人们真切的感受到，不得不反思，不得不重新面对中国的发展现实，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这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展示机会和发展机会。《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认为是有内容的，但表达上有点问题的，如果与“普世价值”比较，不够鲜明、简洁、凝练，不能让人们易懂、易记、易表达。

　　这个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需要“悟”。我认为核心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社会主义现在非常莫衷一是，我用一个状态来描述，就是高举五星红旗。高举表达了对中国国家现状的认定及信心与决心；红色是社会主义的坚持；大星代表以为领导的政体；小星代表四大群体都有自己的地位。

　　如果从这样一个判断出发，我们就能把握中央对“重庆模式”的真正态度是什么？对“广东模式”的真正态度是什么？中央左转会转到哪里去？中央就是要成为全民党，成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全民利益的协调者，全民利益的仲裁者。在中央看来，四颗星是协调共生的关系，是在大星协调下搏弈竞争的关系。所以，那种想回到纯粹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意见是不现实的。“重庆模式”实质上也是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的探索。

　　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出了部署，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与此同时，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里，韩毓海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肇始于中国革命以建立基层组织的方式，极大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我的理解，革命文化宣传起到的就是一个粘结剂的作用，如同混凝土在各种房屋建筑材料中所起的作用。没有群众立场，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方针，没有面向大众的文化，人民是组织不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没办法完成的。你的真实文化让受众在其中感觉不到自己的影子，看不到自己的倒影，找寻不到自己生活中的所忧所思，受众也根本不会接受你的说教，结果必然是没有办法获得认同及支持的。如果你把别人当成他者，只沉迷自得于自己的小众文化，又要他者们为你们小众的利益呐喊欢呼，实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而已。

　　所以，什么样的文化决定了其文化追随者的广度，也间接决定其文化生命力及潜在力量。如果借用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里一句台词“不抛弃，不放弃”来简单说明的话，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不抛弃，不放弃的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随时抛弃，随时放弃，牺牲他人，保存自己，垄断吃大，大吃小，人与人是狼，他人即地狱的文化。据报道，2009年美国共有140家银行破产，2010年银行破产数目增至157家，今年已经有80家银行破产，网上还有美国银行家上吊自杀的照片。故事不断改换新的包装，在新的历史舞台上不断重演。

　　文化如同计算机软件，表面看似乎可有可无，虚得很，但没有它，再好的硬件也没办法发挥作用，如同鲁迅先生笔下再强壮再健康的肉体也只能充当看客，甚至充当“红眼阿义”。现在社会上一些社会行为社会思潮其实是以一个个单个的文化载体——个人，在接受了一定的文化及价值观后，在社会行为上的体现。至于目前所说的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文化产业发展成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前景如何，拭目以待。

　　听到了文化大发展仿佛就看到了一朵花，是国家希望有这么一朵花，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花。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果实，果实分配不均。但是国家各个阶层希望看到这样一朵花开。我觉得今天争论的焦点不是花，而是花所需的必要的土壤。三十年前的土壤，我们已浇了化肥，到如今土壤结构已形成。如今有人给我们说要开一朵花出来，而且可能不是一朵，因为假如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花，我相信是很多朵。无论是还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应该是土壤的结构问题，是土壤改造问题，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下我相信种子是没问题的，关键是土壤的问题。

　　中国道德到底怎么了，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出了问题，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我认为文化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娱乐功能，一种是教化功能。而我们的祖国现在到处都充斥着“三俗文化”，影响很大。如果我们的文化，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那么社会道德肯定不能得到提高，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是空中楼阁。

　　我认为国家出台的这个文化政策是好的，因为现在社会的文化比较杂乱，国家提出这个指导方针是好的。但是要看文化建设的目的和性质是什么，要为谁服务。另一方面，上面有政策，下面的执行力度也是有问题的。我认为重庆先打黑、整顿官员，再进行文化建设，这一个模式是比较好的。

　　我们的社会现实比较残酷，也有比较阴暗的一面，人为了自保，只好收起自己的良心使自己会变得冷漠，这样社会就会造成恶性循环，关于这一个我就在想，人性到底是性本恶还是性本善？我个人比较偏向于人性本善，主要是由于外部现实的残酷，使我们变的冷漠和麻木不仁。只有有了好的法律和环境去激励“见义勇为”，才能激发更多的人性善良。

　　从我炒股的同学那里知道，国家出台了《决定》之后，文化版块的股票这几天猛涨。虽然我还不知道这对文化道德建设有什么实际效果，但我知道，市场中会有一些投机者抓住这个机会去获利。

　　我是学经济学的，从经济上来谈一点看法，我们常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能从文化产业角度来切入？因为文化产业相对是比较新型的环保产业。我觉得文化产业的建设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一定的作用。

　　听了大家的发言，收获很大，有很多的启发。每个人的发言都有内容，都很精彩，我只能谈谈印象比较深的。胡老的发言讲到，现在文化的衰败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被抛弃是有内在关联的，甚至是个根。我觉得胡老的看法点到了我们现在道德沦丧、“良心大大地坏了”的本质原因。

　　蒋老师的发言很生动，他往往能够把很复杂的东西用一种很通俗的语言和真实的事例表达出来。他讲到关于书画界市场，我前几天也看了电视讲这个书画界是怎么作假的，当时我就觉得触目惊心。从书画市场能够准确的看出，市场经济与假冒伪劣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我们在这就不再谈这个必然性的问题了）。蒋老师深入浅出的把这样一些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

　　李老师讲的有两点我很赞同，他说的六中全会的决议是投石问路，田丰也说是填空题，我认为这个说法，看的比较深入。实际上，我觉得，真的有这个含义在里面。李老师还讲到，如果我们开出的方子是“孔老墨”，如果“孔老墨”能够拯救我们的文化，那么几千年来农民起义连绵不绝又做何解释呢？这些都很值得我们思考。

　　倪建雄的发言我引起了我的思考，他其实就是在用历史唯物主义看问题，也就是“存在决定意识”。他还讲到了一点，我们对《决定》要抱着一种积极的解读态度，这一点我比较认可。不管《决定》怎么怎么地不如人意，但是它毕竟是个机会。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始终没说话的机会，现在多少开始给你平台了。虽然可能很多还觉得不够，还远远不足，这也确实是事实，但这是个机会。发出的声音大多数都在底层，我们要利用各种机会，比如说文艺，可以做很多有益的东西出来，比如最近在乌有上看见一个相声段子：《下大棋》，我觉得就很有水平。

　　徐老师谈到了孙锡良的一些观点，“五个联系”等，以及自己的亲身体会，有很多好的想法。不过我觉得，这“五个联系”还不如“一个联系”来的更准确或者说更好，那就是胡老讲的：我们的文化问题必须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联系。“教育联系”之类的主张，当然也有它的非消极作用，但这些还只是技术联系，现在更急切要解决的恰恰不是这些技术问题，而是立场问题。

　　王晓东，咱们的研究生，我觉得他的发言里面有很多鲜活的东西。讲到文化建设方面破了题还没解题，而且讲到政府力量，这些都是很好的。尤其是讲到80后的责任问题，这些责任不能都怪到他们80后头上，而是上一辈留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定了游戏规则。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要补充一句：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所以希望和责任最终也还是在你们那里的。

　　易淼把毛主席的延安座谈会的讲话拿来重温了一遍，现在重温它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其是那四点：立场、态度、对象、学习，很有明确的目的性，揭的也很透。特别是他讲到“三纲五常”“礼义廉耻”在现实中的窘境，对比得很有说服力，对“三纲五常”的虚伪性揭露很深。当然我们不否认咱们民间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好的东西，但在阶级社会，民间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确实有它的虚伪性和腐朽性。像蒋委员长，口口声声“三纲五常”、“礼义廉耻”，结果又如何呢？

　　肖斌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记得倪建雄和李节都讲到了，存在决定意识，到底怎么看这个文化，它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要从这个根上说明它，我觉得这就是在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问题。这让我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年轻人当中，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是很有希望的。赵永健讲的花和土壤的关系，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小周提出了人性问题，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有的人觉得，人性被搞坏了要怪到马克思主义头上，马克思主义讲唯物论，就是讲吃讲喝讲穿讲享受。这种认识太搞笑了。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些吃喝嫖赌的人，坑蒙拐骗的人，其哲学基础或世界观恰恰是唯心主义的，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其他的的发言我记得不全，就不多说了。下面还有个自由讨论、碰撞思想火花的阶段。

　　为什么要提文化体制改革？这和现在“西风压倒东风”的社会形式分不开。现在社会中的半殖民化的情形已形成，加上网络的传播作用，很多人打着“多元化”的旗帜来施行文化的霸权主义。现在很多人虽然是中国人，已无了中国心。所以，我个人觉得文化体制改革的提出，提得晚了点，但是晚总比没有好。不管是从文化安全、文化战略以及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来说，我们该发出声音来，在这一个方面有所作为，不能局限于象牙塔书斋里面，而应该投身到实际的文化事业中去。刚才有个同学说人性是善的，这个已经讨论了很多，其实我觉得人性无善无恶，是与身俱来的东西，人性可善可恶，所以要文化的教化以及制度的约束，因此我们过份讨论人性的善和恶，都会给制度设计带来不可避免的弊端。

　　你已经很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性论”了，人性需要环境的塑造，是他自身的存在来决定他的意识。马克思的人性观不去讨论善和恶，所以你可以更深一步去理解人性。

　　我前段时间做文化项目评审，我觉得文化专家开出来的办法基本上就是市场化。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说是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只要有经济效益，这一个项目就非常容易拿下。你们看湖南卫视不就是这样吗？现在他们也是没头的苍蝇，什么相亲、选秀都整完了，以后不知道该整些什么，你总不能把衣服裤子都脱完了让大家秀吧？他们都以为，文化大繁荣的标准就是看的人多不多，那么黄色图片点击率多高啊，多吸引眼球啊，你能说这是文化大繁荣吗？这就是一个误区。

　　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是应该有区别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主题应该是基层老百姓。西方文化很多基层民众看不懂，因为它们不重视这些主体。只要有几个老板能够长期投资，有利润，这些文化就会长期搞下去，但是这些文化就是“去真正的主体”，最终会走向衰亡。而老百姓找不到自己文化的内容，而且要考虑到自己的生存。

　　今天来的时候遇到一个司机，他给我讲他的事情，说他以前什么样的事情都做了，偷窃和抢劫。所以，这些人的生活，你不去深入就不会知晓。为什么他们要表现出这种的行为呢，因为他们是被这个社会抛弃的人，现在的文化就根本不能接触到他们。文化可以让人做好事学雷锋，我曾经也这样做过好事，感觉自己就应该和工农站在一起，进一步探索他们的生活。

　　很多基层老百姓，被生活所迫，不会去考虑理想主义以及信念问题，因为生活逼得他们去成为。而这些又跟所有制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搞文化体制改革，对于文化是为谁服务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肯定要重视。如果真的是要为老百姓服务，那就要像说的那样，要去深入老百姓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才可以进一步探索工农的思想和精神状态。

　　毛主席在延安会议说得很清楚了，文化就是要为大众服务。我们现在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正确的文化方向，像毛主席说的，为大众服务。现在文化基本上搞成产业化，就会导致很多不可避免的矛盾，而且会使发展趋势出现问题。

　　建华说的对，这是方向问题。我这里有专家解读文化改革的关键词，你们可以看看。第一个是“文化强国”，第二个是“文化体制改革”，第三个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第四个是“文化软实力”，第五个是“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大家看到没有，他们都没有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什么的问题，他们都将其淡化了，连专家都是这样子。所以为谁服务的问题，老百姓就更搞不清楚了。

　　各位老师，各位网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到此为止，谢谢各位的热情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