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字典》是清朝康熙年间出书的汉字辞书，共收录汉字47035个。康熙皇帝以为明代所编《字汇》疏舛，《正字通》凌乱，均缺乏依据，故应“删繁补漏，辨疑订讹”，博采众家之长，遂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建立编书安排，录用张玉书、陈廷敬为总阅官，凌绍雯、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27人为纂修官，陈世倌为纂修兼校刊官。新字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编成，康熙皇帝定名为《字典》，后人称之为“康熙字典”。在这曾经，我国已有过此类工具书，如《说文解字》等，但称为“字典”尚属初次，它是一本专为古代学者学习材料的书。
藏友老马的这部光绪版《康熙字典》，白宣纸，石印本，线开本，育文书局光绪戌申孟夏月印制。该字典印制精巧，疑归于清末官版。榜首页为红印龙牌，图画下部为层层叠叠的波浪，浪中杰出一灯标；上部为三条飞龙环绕一赤色方框内竖排的清秀俊丽的“康熙字典”楷书字体，整页由赤色印刷。第二页是红印楷体育文书局石印年份，第三页为红印楷体御制序文。这部字典是按字的部首笔画次序排列，共分红214个部首，先后列入以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命名的十二会集，一共六本，榜首本总目子集丑集，第二本寅集卯集辰集，第三本巳集午集，第四本未集申集，第五本酉集戌集，第六本亥集、备考、补遗。
查找这部字典，古人总结了一首《检字歌》：一二子集三丑寅，四卯辰巳五午寻，六在未申七在酉，八九戌部余亥存。按着这首歌谣就能很快找出要查找的字来。《康熙字典》中注音运用反切法，用两个汉字取上声下韵反切，遇有多音、多义字时，先释其本音转义，其它音、义在空一格后用“又”字标明。
《康熙字典》是我国榜首部官修字典，仅有一部以皇帝年号命名、并由皇帝亲身作序的字典，榜首部运用“字典”这一科学概念的工具书。自从面世以来，它的文字、音义、书证被广泛引证，编制也成为后世出书字书的蓝本。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参阅文献之一，具有极高的研讨价值。因此，自成书以来，通过不断刊印和重印，至今现已有上百种版别。
《春秋》是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原本是鲁国的史官所记史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的前史，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内容触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明、地理历法、社会习俗、社会生产力等方面。孔子对《春秋》进一步收拾加工，字字精辟，文风共同，被历代史学家奉为史学经典之作。
《春秋》原文的言语过于精约，后人不易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呈现，其间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喜《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后世持续为《春秋经》作传的不胜枚举，但名声能和“春秋三传”比美的只要南宋大儒胡安国写的《春秋传》，也可以称之为《胡氏传》或《康侯传》。
胡安国（1074－1138）又叫胡迪，字康侯，号青山，谥号订婚，学者称武夷先生，后世称胡订婚公，建宁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丁丑科进士，为太学博士。他终身以圣人为方针，潜心研讨《春秋》，著《春秋传》三十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文集》十五卷，《宋史》立传，明正统间从祀孔庙。胡安国的《春秋传》在元、明两代影响很大，和“三传”一同被列为“春秋四传”，一度成为清朝曾经科举士人必读的教科书，因此也衍生出《春秋四传》一类的著作。
《春秋四传》以胡安国传为主，附左、公、谷三传以资参阅，经文之下，分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之文，胡传则低一格别为标出。《左传》较经文多出之事则附录于后。《左氏传序》后有嘉靖十一年《福建等处提刑按察司为书本事牒》叙其刊刻原始，其《书》《诗》《礼记》《四书》皆如旧之款制，而《易》则加刻程颐《易传》，《春秋》则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主，附加左、公、毂三传。
在《春秋》学史上，有“《春秋》经说”和“《春秋》史说”两种彼此敌对的观念，胡安国在“经”与“史”之间，采取了兼取的情绪，用“事取左氏，义兼公谷”的办法，兼采三传，一起还兼取百家之说，成一家之言，其经义有着十分显着的年代含义，表现了明显的年代特征。胡安国的《春秋传》，作于宋室南渡之际，完结并表进于南渡之后，这一年代背景，对该书的写作必定发生直接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点评说“故感谢时势，往往借《春秋》以涵义，不用逐个悉合于《经》旨”。胡安国志在经世济民，感于时势，往往借《春秋》涵义，不拘章句训诂，成为宋代理学家以义理治《春秋》的代表作，对后世发生深远影响。南宋时期，胡安国《春秋传》被定为经筵读本，成了官学。入元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下诏实施科举，规则以胡安国的《春秋传》定经文，与《春秋》三传并行。
胡安国的《春秋传》影响了几百年的《春秋》学研讨与很多的读书士子，但是在清代遭到排挤。清初，康熙帝有意改动“胡氏传”的位置和影响，命儒臣对胡安国的《春秋传》详加考证，对其间的一些观念进行驳正，并将先儒经注中因不合胡传而被抛弃的观念采录汇纂而成《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颁行全国，尔后“胡氏传”退出“四传”。乾隆年间，四库馆臣以存一家之言的情绪将《春秋胡氏传》收入《四库全书》，《春秋胡氏传》和《春秋四传》逐步隐姓埋名，因此现存《春秋四传》的版别以明代刻本为主，且存世不多。
内蒙古图书保藏《春秋四传》三十八卷，明嘉靖十一年（1532）福建建宁府刻本，10册。版框高21厘米，宽14厘米。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粗黑口，四周双方，双顺黑鱼尾，上鱼尾下镌书名、卷次，下鱼尾下镌页码，下黑口内镌刻工。天头栏外间加音注，天头及行间有若干佚名批校。字体上笔画弯曲、不方正，起笔多带尖或钩，版式上字小行密的特色，都是典型的建式本的特征，是建本开展到明代嘉靖时期的代表性版别，也是此前版别的连续，具有极端严重的版别价值，当选榜首批《国家宝贵古籍名录》。
古籍版式：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款式。包含版面、巨细落款、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
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
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规整，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于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版心一般有用作半数绳尺的黑线和鱼尾形图画。
《上阳台帖》为唐代诗人李白书自咏四言诗，是李白仅有传世的书法真迹。诗归纳了王屋山挺立峻拔之势和源源不绝之水，又通过称颂司马承祯的著作，抒发了作者对其敬慕之情。此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李白（701年－762年）是大唐榜首诗人，被喻为“诗仙”，自幼饱读诗书，尤喜道家思维，20岁隐居岷山习道，25岁游三峡至江陵，与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相遇。司马承祯与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等合称为“仙宗十友”，是一位造就深沉、文武双全的艺术家。看到英气豪宕的李白，年届八旬的司马承祯大赞其“有品格清高”。这让对司马承祯敬慕已久的李白欢喜有加，当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表明要与他神游八极。李白尽管八斗之才，为人豪爽大方，却不擅官场。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三月，官场失落的李白与杜甫、高适结伴同游王屋山，到了阳台观才知司马承祯早已仙逝，面临其画作，故有感而书《上阳台帖》（释文）：“天长地久，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帖中“水长”“物象”四字已掉落，模糊不清。现在的释文依据清乾隆皇帝四十一年（1776年）写的后记得来。纵观《上阳台帖》，字廓巨细错落有致，长短距离纷歧，最大7.5厘米，最小2厘米。字字草法精熟、笔画淳厚、方圆结合、爽快挺立，点画形状、轻重提按全凭心意。在开合纵逸中使之单个行间上下疏密参差，看似凌乱，却通篇充满着跳动感。不故意考究规整，而是让字任意扩展，尽显浪漫主义诗人的张狂和不羁。
李白书法师从草圣张旭。唐代孟棨《本事诗》载：“白取笔抒思，略不断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拏”。足可见李白书法之风格和体势。对李白书法谈论较多的当数黄庭坚，“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由此可知，李白的书法很有功力。据宋《宣和书谱》记载：“白尝作行书，字画尤潇洒。”在《上阳台帖》上，宋徽宗赵佶后记曰：“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可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一帖，字画潇洒，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赵佶书画造就极深，竟如此推重，足可见李白书法之高。元代张晏跋曰：“谪仙尝云：欧、虞、褚、陆真奴书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极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新。”明显，元人亦以为李白书法与唐代全世界崇法不类，虽不拘规则，但神态放逸，飘动自得。启功先生也以为，此帖用笔不循故常，天马行空，符合李白诗风豪迈不羁之性情。
《上阳台帖》纸本，纵28.5厘米，横38.1厘米，草书5行共25字。此帖先入宋宣和内府，后归贾似道，元代经张晏处，明朝由项元汴藏于“天籁阁”。清代先为安歧所得，再入清内府，清末流出宫外。民国时被大保藏家张伯驹购得，解放后转赠给喜爱书法的。1958年自己立下规则：“党和国家领导人承受的礼品一概交公。”为作榜样，忍痛割爱将其转交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保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初年由山西潞州（今山西长治）崔员外之女崔法珍断臂发愿，募化刻印的一部光辉巨作。这部藏经以我国榜首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珍宝》和少部分《契丹藏》为蓝本，历时30年完结。因为它藏在赵城县（今属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所今后人将它定名为《赵城金藏》。全世界存下来的金代全藏刻书很少，其它撒播下来的金代藏经仅有十几卷，而《赵城金藏》约留存四千余卷，较为完好，又是传世孤本，所以被视为稀世珍宝，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1933年，高僧范成在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弥陀殿的藏经柜中发现了这部藏经，其时没有人知道是谁掌管刻印的。1934年，南京又派蒋唯心到广胜寺，通过多方面研讨考证，终究确定这部藏经为金代刻印。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据赵城，广胜寺距日军据点仅1公里，经文便被隐秘转移到广胜寺飞虹塔内封存。1942年春，侵华日军妄图掠夺这一稀世珍宝，八路军某部闻讯后派员夜入古刹，夺得经卷。在今后的几年里，几经曲折，直到解放，尚存的4330卷又9大包《赵城金藏》被分装42箱，从涉县经邯郸安全运到北平，移送至其时的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保藏。《赵城金藏》运抵北平常，因为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大都经卷现已潮烂断缺，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师傅协助修正，历时17年，总算在1965年修正结束。
《赵城金藏》被发现，是现代释教文献史上一件大事，它既是佛书，也是触及哲学、前史、言语、文学等范畴的古籍，被释教界称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赵城金藏》印刷明晰，字体劲拔，每卷首均有精巧的佛陀说法图，其刀法线条和宋版佛经比较，具有豪宕严整和气愤有力的特色，是我国印刷史上的宝贵标本，更是研讨我国刻经史和版别史的宝贵材料，从中可以精确的看出历代释教书本制造演化进程，也可以精确的看出佛藏与其时金本的平水（即临汾）水平，特别是与平水版画之间的联系，是印刷开展史上一座了不得的宝库，在我国版别目录学和雕版印刷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
回忆《赵城金藏》的前史，有断臂募刻的崔法珍，发现珍宝的范成和尚，评价考证的蒋唯心，安排抢救的史健，精心护理的张文教，捐赠国家的张筱衡，揭裱修正的韩魁占……有姓名记载的不下数十人，更多的则是不计其数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小卒，他们是捐募的乡民，刻经的工匠，补雕的僧徒，流血牺牲的兵士，保护藏经的公民。我国闻名前史学家、敦煌学家向达教授在《记赵城金藏的归来》中说：“看看展览的古代经卷，好像每一卷上都染有公民兵士的血花，才逐渐理解文物的保存不是简单的事，而公民所发明出来的东西，也只要靠公民的力气才干保存，才干光大。时刻的检测，英豪帝王，象风驰电掣，终难免黄土一抔，公民却万古流芳，公民所发明的也万古流芳。”《赵城金藏》必将与中华儿女共存，与日月争辉。
